蓝时代
过去这几天，一篇《别让华为跑了》全网疯传。
文章称，以因为无法承受深圳的高房价高成本，华为已经在逐渐搬离深圳。并以2015年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作为其核心论据。
就此，华为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辟谣称：“华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但这个声明也被迅速淹没，未能阻止该文引发的讨论持续发酵。
尤其伴随着吴晓波、马光远等公共话题大V的介入，华为自己的意愿究竟如何，已经越来越不重要。
核心原因在于，以不可逆的高房价为代表，深圳的人力成本和租金成本的持续上涨，已经让不少当地龙头企业感受到了巨大压力。这导致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或是企业的劳动密集环节搬离。
华为不断加大东莞的业务比重，中兴布局河源，富士康的逐渐向河南、四川乃至印度转移……都是这个大趋势下的具体缩影。
与深圳的忧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莞今年初对外宣布，2015年的企业纳税排行榜上，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拿下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两个第一。官方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估计营收已到千亿级别，纳税额在20亿元左右。而在2014年，华为在东莞的纳税额还在10名开外，只有2.4亿元。
谁说华为一定是深圳的？当深圳不再是珠三角最吸引企业的城市，是“危”更是“机”。城市腾飞的“独角戏”远不如城市群的发展更好看。这也是我们不只需要北上广深，更需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力量。
华为的税收贡献已经明显地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扩展。而这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巨头企业能贡献给城市最表层的红利，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一面旗帜，华为的产业辐射效应还会在更远的未来充分释放，而这对于一个曾经失落的东莞意义非凡。
通过自己的产业脉络牵线搭桥，一大批行业巨头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想来东莞的不只有华为，另一家央企巨无霸、物流和能源装备巨头中集集团也在东莞投资了四大项目，位于松山湖的中集智谷占地面积约530亩，总投资约60亿元；近几年飞速成长的内衣品牌都市丽人，也在从深圳搬迁东莞后大放异彩。
除了受益的东莞，华为的转移传言，以制造业的名义向深圳也向全国敲了一次响亮的警钟。
作为一块制造业的招牌，华为专注于搞实业，不搞金融，不搞房地产，更没有广泛涉猎O2O，因此它不可能像银行、互联网企业那样待在浮华富贵的CBD，它们需要的是硅谷式的舒展的工作环境。此外，它拥有大批一线工程师技术工人，上万的员工要买房、要落户、子女要上学。
而这些东西，深圳越来越难给。一直以来，华为都为深圳创造巨大的产值和税收，但它需要的“反哺”却少之又少。
华为不是制造业的个例。有资料显示，2008－2014年，由于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大幅上涨，深圳龙岗以制鞋、家具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大面积倒闭，近几年，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也生存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富士康、中兴等企业已经有了迁址的想法和行动。
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这不仅是任正非的忧虑，更是亟待转型的中国制造业的集体焦虑。“高企的土地、税收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即便是强者华为也要小心翼翼，这是华为的思考题，更是整体制造业脱困的思考题。
对于深圳来说，房价上涨真正影响最大的，不是华为这样的大公司，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下的众多中小创业者。这才是深圳创新地位真正的威胁所在。
类似的情况，在硅谷早已受到关注。现在，在全美国，硅谷的平均房价都是最高的，圣何塞市大都市地区的平均房价，已高达每套近100万美元，远高于全美平均房价36万美金，甚至租住一个普通的房间月租金都要2600美金。
这导致大批创新者，不断从硅谷扩散到旧金山、圣地亚哥、波特兰、休斯顿等地，并在不同城市逐渐形成新的产业聚集地。
这个事件背后隐含的另一个现实，是城市发展长期以来的“唯GDP论”思想，依然占据主导作用。
诚然，经济是社会之本，一企兴而一城旺，一企亡而一城衰，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多年来，中国各地政府更早已沉湎于各种“招商引资”充实钱袋的甜头之中。
但产业的盛衰与迁移，总是每一个城市都无法逃避的现实。而对政府而言，真正让民众记得住的事情，其实并不在于城市里来了走了哪家企业，而是衣食住行教医等诸般民生。比如限摩。
对一个城市来说，大企业多还是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建立起与城市人口与产业规模相匹配的公众服务能力，提供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资源。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如果一些大公司真的搬走了，社会资源与能力得以重新分配，或许反而是好事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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