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逃离北上广

2月19日元宵节，这是工作以来，张子豪第一次和家人在这个节日一起聚餐。

往年此刻，他已经返回北京，坐在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工位上，多数情况下，他会以加班来度过这个节日。不过，今年春节过后，他决定留在家乡成都。

从大学毕业至今，他已经在北京工作了8年，妻儿留在成都，每年有一半时间，妻子会带孩子到北京和他团聚。张子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腾讯，大约4、5年之后，跳槽换到趣店。

随着孩子快到入学年龄，他开始考虑回乡，“从房价、户口上看，我都没办法把家人接过来，一直住在北京，回成都是早晚的事。”离开的契机，发生在2018年底，11月，趣店决定搬迁至厦门，最开始，只是号称部分员工前往厦门出差，不久后，要求几乎全部员工迁至厦门。

对于张子豪来说，厦门和成都同样意味着离开一线城市，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回家。

张子豪背后，是大批互联网“大龄程序员”的共同选择。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竞争、户口、生活成本，使这些已经成家的程序员们考虑“逃离 ”，回到二、三线城市。

提升他们“逃离”意愿的另一个原因，是互联网行业在二线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前回家，感觉和北京的互联网环境没法比，在发展阶段、能力上，都落后两三年，”张子豪感慨，“大概从2年前吧，差距越来越小，现在几乎是同步的。”他坦承，行业环境的变化，使他在抉择“去与留”时，减少了顾虑。

如果说，张子豪表达了部分互联网从业者的心声，他的前东家趣店“南迁”，则代表了部分互联网企业的选择：出于成本、政策等多方面考虑，将公司总部迁往二、三线城市，或是在当地建立“第二总部”。

在最近几年中，除趣店外，在成都、武汉等二线城市（也被称为新一线城市）落户或建立分部的互联网企业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小米、字节跳动、小红书、锤子科技、瑞幸咖啡，不一而足。

这些企业的到来，为当地带来了税收、人才、更多活力和更前沿的互联网模式。但硬币的另一面，互联网公司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也可能为热烈欢迎他们的“新一线城市”带来潜在的风险。

在互联网公司大迁徙的潮流下，中国互联网版图正在经历新一轮调整。

到二线城市去

二线城市开始与大型互联网企业挂钩，大约是在10年前。

2007年，腾讯在刚刚开始运营的成都天府软件园中，买下两栋楼，建立成都分公司。十年之后，在全国爆红、成为腾讯营收支柱的《王者荣耀》，即诞生于此。

2009年，阿里进入成都，并宣布在此建立研发中心，投资1亿美元，成为四川互联网行业当时最大的投资项目。

时过境迁，这些事件所引发的讨论已逐渐消声。再次引发“互联网逃离北上广”这一话题，是在2017年10月，小米CEO雷军宣布将在武汉建立小米的第二总部，总计将投资230亿元。

从土地拍卖信息上看，小米武汉总部占地面积将超过2.8万平方米，雷军称：“小米武汉总部是以万人规模来规划和思考的，将以研发为核心。”武汉对争取雷军和小米的到来，表示了极高的诚意。据说有这样一个小细节：雷军有一次搭乘凌晨两三点抵达的航班前来武汉考察市场，当时的组织部长坚持到机场迎接，使雷军颇为感动。

一年之后，小米内部鼓励“搬迁”的迹象更加明显。部分员工收到公司邮件发来的《搬迁员工相关福利政策》，这份内部文件显示，在2019年3月31日前，从北京搬迁到武汉、南京两地的员工，可以享受“工资不变、一次性补贴3万元、当地人才公寓住宿、以及当地低价买房不限购”的福利政策。

在2018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雷军谈到，鼓励员工转岗到武汉工作，虽然初期条件差一些，但到2019年9月，条件将会大幅度变好，到时将按照到武汉的落地人数分房。

小米“南迁”仅仅是开始，从2017年至今，在“逃离北上广”这个显得有些“标题党”的话题下，一系列互联网公司选择在成都、武汉、西安、厦门、海口等城市落地，并以此为基础，在当地继续扩招。

落地武汉4个月后，小米又在南京举行签约仪式，在当地设立南京总部；2017年6月，在锤子科技的新一轮10亿融资中，有6亿元出自成都政府所属投资企业，同一年，阿里巴巴在西安成立西北总部；2018年11月，趣店宣布迁至厦门，几乎同一时间，小红书全球零售总部落户武汉；从2018年起，字节跳动先后在武汉、杭州、成都等五个二线城市设立中心。

“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在进行转移时，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上海交通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采访时对媒体分析，传统行业受到供应链限制，转移需要搭配庞大的上下游企业，而互联网以“人”为主，异地办公难度较低，在迁移时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如果说互联网企业向二线城市的迁移，对于一线城市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失去，对二线城市，则是“得到”和“发展”。

与北京中关村一样，如今在每个“被选择”的二线城市中，都有一个类似的科技园区，比如，成都天府软件园，武汉光谷，厦门软件园等等。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园区的互联网企业数量在快速增加，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总部”政策下，武汉光谷已经“收获”互联网企业超过62家。

在这里发展的互联网企业，无论是房租、或是人力成本，都比一线城市更低。戴德梁行2018年底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写字楼的租金水平上，一线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为309元每平方米每月，接近二线城市的三倍。更不用说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为企业提供的低价土地、免租金等优惠政策。

在人力成本上，多数情况下，从一线城市迁来的员工薪水不变，不过，一位二线城市互联网招商人士表示，在本地招募的员工，薪水约为一线城市的八成左右。

成本降低，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倾斜到规模扩张上。2018年8月，小米人工智能业务部迁至武汉时，雷军对小米人工智能与云平台副总裁崔宝秋许诺，公司对搬迁到武汉给予3倍支持，在北京招1人，对应在武汉可以招3人。

根据《长江日报》报道，湖北省政协委员、小米武汉总部负责人刘国俊在今年1月表示，截至2018年底，小米武汉办公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现有研发人员约1200人，2019年，准备再租1.3万平方米写字楼、面向全球招收1000名研发工程师。

“对于城市来说，互联网企业落户，不仅仅带来税收，更意味着产业转型和发展，以及人才的引进和回流，”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负责人告诉全天候科技，武汉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一流学府，发展互联网行业，有利于大量本地毕业生和人才留存。

“新一线城市”间的争夺战

随着商业资源集聚、城市人口活跃等指数飙升，二线城市中，成都、武汉、南京、天津、杭州等地被冠以“新一线城市”之名，他们在吸引互联网公司方面，开始了新一轮争夺战。

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到来，新一线城市们正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新的“互联网发展程度梯队”正在形成。

在多位采访对象看来，目前借助阿里巴巴创造的电商环境，杭州已经在此轮竞争中独占鳌头；此外，武汉和成都有望争夺“第二名”的宝座，两者从高校人才资源上不相上下，分别为西南、华中重镇，成都有先发优势、武汉得利于地理优势，在对互联网企业的吸引力上各有千秋；厦门、海口等城市属于“新晋明星”，虽然发展与前一梯队差距较大，但近期引入趣店、瑞幸、字节跳动等明星公司，一时也备受关注。

为了吸引更多互联网企业前来落户，税收、租金、土地等优惠政策，成为各地给出的标准配置。

土地拍卖信息显示，2017年7月，厦门同安区将一块5.3万平方米的科教用地，以1.0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趣店，按建筑面积计算，折合楼面价每平方米不足700元，仅为同期住宅用地楼面价的三十分之一，尽管土地使用权限与住宅不同，这个价格仍有“半卖半送”的意味。

“政府除了给了一块很便宜的地，还支持趣店和当地金融机构合作。”一位接近趣店人士对全天候科技透露说，厦门对趣店的到来十分欢迎，同时许诺，鼓励当地银行为趣店提供资金，并支持厦门银行与趣店共同申请消费金融牌照。

部分城市甚至会直接为企业的融资提供支持。2017年，锤子科技在第六次被传倒闭之后，终于拿到一笔10亿元融资的“救命钱”，其中6亿，来自具有政府属性的“区属国有企业”成都东方广益投资有限公司，一半为债券融资，一半股权融资。时年6、7、8三个月，罗永浩连续在成都注册三家子公司，分别为成都锤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野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畅呼吸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危难之中被援助，罗永浩对成都表达出相当明显的感激之情，他不仅在成都购置了自己的第一套房，2018年8月，在锤子科技北京发布会上，罗永浩公开宣称，“我们是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的知名企业锤子科技”。“锤子”一词，在四川方言中含义不好，罗永浩甚至承诺，今后将会改名。

成都对锤子也寄予厚望。成都的互联网行业一直以游戏为主，在消费电子领域，缺乏代表企业。成都东方广益投资相关负责人曾对《成都商报》解释称，投资锤子，一则看重锤子已经积累了5年的技术和团队，二则，锤子科技作为手机制造商，与本土产业链互补性较强，可以抱团做强，这也符合成都打造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的重点方向。

除了财、物等硬件支持，新一线城市在争取互联网企业落户的过程中，也在提供了“软件支持”的配套服务。

2015年，一篇《出了雷军周鸿祎，湖北却消失在中国互联网版图》的文章在网上流传，讲述了互联网大佬中，雷军和周鸿祎均为湖北人、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但湖北本地互联网发展却相当惨淡。这篇文章对武汉影响甚大，“省市区各级领导都受到了触动”，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负责人告诉全天候科技。

随后，武汉相关部门决定，专门成立“互联网+”办公室，专门挑选年轻干部，以“年轻人服务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互联网企业的招商和支持工作。该办负责人介绍说，当时要求高新区全部80后干部参加此次选拔，先自述对互联网发展的看法，再通过笔试、面试等过程，从120人中，最终挑选出3人，组建互联网+办公室。

“最后一轮面试，有二十多个人参加，”该办负责人回忆，“面试官包括高新区最大的几家互联网公司一把手，相当于让企业自己来决定服务他们的人选。”

在他看来，近几年的工作中，办公室的三个人，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免费FA”，协助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招人、找钱、找资源。经过三年的工作，比起政府人员，这位负责人更像一位互联网从业者，他向记者展示，手机中已存有国内大量投资人的联系方式，包括红杉、顺为、晨兴、金沙江等一线投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硬币的两面

在成都投资锤子一年后，2018年10月，一名自称锤子成都公司的员工，在微博爆出锤子科技开始大规模裁员，或许面临解散。锤子随后回应，公司是在进行北京、深圳和成都三地的人员整合，以增强研发实力。

然而，自此之后，锤子开始出现一列危机，同年11月，有消息称锤子已陷入资金荒，难以支付员工公司，并开启全公司裁员计划，随后不久，锤子被法院裁定，冻结在招商银行的450万元存款。2018年12月27日，企查查显示，罗永浩部分股权被冻结，期限两年，具体冻结股权数额未显示。

有接近成都相关部门的人士向全天候科技透露，锤子的危机，使“成都在这个问题上很尴尬”。

祸不单行。2019年初，人人车宣布落户成都，建立第二总部，人人车CEO李建在朋友圈发文称，“感谢金牛区政府对人人车的认可，为我们提供了40亿资金支持”。好景不长，仅一个月后，人人车被爆料“宣布破产、通知所有人离职”。消息随后被辟谣，不过，在二手车电商全面遭遇亏损的行业困境下，人人车能否顺利过冬，尚未可知。

锤子、人人车被称为城市引进互联网企业的“黑天鹅事件”。此外，另一种可能导致新一线城市“人财两空”的危机，是迁入互联网企业的留存问题。

如前文所述，为争取互联网企业，地方政府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部分企业看中这些优惠，“就在当地成立一个公司，派两三个财务过来，在政策优惠期间，在当地交税、驻扎几年，等优惠期满了，有很大概率会迁走，重新找其他优惠条件丰厚的城市或区域。”前述互联网+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

他为这类企业起名为“游牧型企业”，认为这不仅是对当地的“薅羊毛”，而且在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均未形成任何贡献，留下“人财两空”局面。

“有时，也不是企业不想久留，”厦门互联网行业投资人李兴认为，“在一些城市，比如厦门，人才真的是很不好招。”他对全天候科技解释称，厦门高校较少，一些外来企业难以招到研发等技术人才，只能安排一些优先级较低的部门，如果之后找到更合适的地区，就会考虑离开。“厦门作为二线城市，房价也太高，”他补充说，“引进的人才来了总是租房，也不容易留住。”

在他看来，新一线、二线城市引进和发展互联网行业，还是要与本地优势相结合，最好能与本地原有产业有所连接。

几年以前，李兴的基金投资过O2O、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但是“相对没怎么跑出来”。这不仅是人才问题，根据他在北京、厦门两地观察，O2O等企业需要迅速“烧钱”以占领市场，在这一方面，许多厦门团队资金不占优势，而且“没有烧过钱，都不知道钱怎么烧法”，所以迅速被击败。

目前，李兴认为，新零售的To B业务是厦门发展互联网的机会。他介绍说，福建的鞋服产业众多，如安踏、特步、鸿星尔克等，在新零售转型过程中，这些传统品牌在销售上不占优势，为这些企业做新零售转型、与更多的新零售渠道对接，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商机。“这个方向可以运用本地优势，我认为是比较能跑得出来的。”

发展某一两个垂直领域的互联网产业，在许多新一线城市，已经成为趋势。除了早已被称为“中国游戏第四极”的成都，在无意之间，武汉也成为在线教育的聚集地。

“开始引进了尚德教育，很快就入驻了，直接买了3栋楼，一年时间就招聘了4000人，而且很快在美国上市。”光谷招商大使、雷帝触网创始人雷建平透露说，“之后猿辅导、学霸君、流利说、精锐教育、火花思维等相继来落户，事后一统计，发现2017、18两年，大量在线教育行业进入到光谷，至少有20家。”

雷建平是武汉人，之前与武汉光谷招商部门接触颇多。

在雷建平看来，这与武汉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相对便宜的人力成本密切相关，也是武汉顺势而为。“现在有一个新提法叫在线教育新高地，这是光谷第二总部概念上的一个延伸。”

不过，在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负责人看来，发展垂直领域，更适用于体量偏小的城市，武汉资源丰富、体量充足，包括在线教育在内，可以承接更多领域的互联网行业，短期来看，仍以做一线城市知名互联网企业的“第二总部”为发展方向。

他坦承，“第二企业”并非终极目标，而是希望通过引入这些企业，能为武汉带来、并培养人才，使本地年轻人得以成长，之后自主创业，创立武汉自己的互联网企业，“引入的企业可能会离开，但我们要通过把人留下来，人不走，这个产业就走不了。”

“今天，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问，小米是哪里的公司？人家说小米是北京的，不会习惯说是武汉的，”该办负责人说，“可是，小米在武汉已经有一千多人了，以后可能有一万人，这一万人中再出一个小雷军，这就是我们武汉自己本土孵化出来的企业。”

作者 姚心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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